陈根：从需求强劲到伦理非议，代孕有明天吗？

然而，在卫生部颁布的规章中，只是对于代孕的规制做出了模糊的规定，对象也主要是约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于普通公民的代孕并没有相关地规定，也没有规定相应地惩罚措施。而其他涉及代孕的规范性文件中，也只是进一步在部门规章的基础上强调相关措施的监督落实或进行部分规制，总体上尚未形成足够具体严密的规制执行体系。

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非婚生女的登记规定，约定非婚生子女可以根据DNA鉴定去登记户口。这一举措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也直接助推了代孕市场的发展。这意味着，以DNA鉴定登记户口，一个普通人甚至不需要任何的代孕中介，就能够自己廉价地完成代孕的整个流程。

比如，一个中国人去美国找代孕，孩子在美国出生，同时获得美国国籍。那么国家自然不可能因为一个美国人的出生对中国人进行处罚。代孕出生的子女通过亲子鉴定之后也必须承认其亲子关系。假如孩子在中国出生，也只能查下是否超生，根据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于是，在我国仅仅只限制了医疗机构提供代孕服务，而且在事实上简化了非婚生子女的登记认定的背景下，对代孕的否定的态度并不能在代孕的治理上取得良好效果，反而刺激了地下代孕市场繁荣，使之愈演愈烈。

2017年，四川举行的第二届“代孕与道德和法律的理性思考”高峰论坛上提供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全国从事代孕行业的中介机构已达到400多家，地下代孕市场的活跃程度可见一斑。

代孕非议

代孕作为一个极具争议又无时无刻不在现实中发生的孕育人类后代的手段，之所以出现争议且在我国尚未合法化的原因，主要就在于其涉及技术、伦理、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

“代孕”违背了传统“母亲”的定义，同时也将“孕育”变为了可以用金钱交易的商品。虽然代孕满足夫妻双方形成家庭的愿望，符合伦理道德，但在捐精捐卵形成代孕中，因不能明确孩子父母是谁，势必对中国传统婚姻伦理造成冲击。商业性代孕中，把子宫当作生育工具作为商品出租，同样冲击着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