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从需求强劲到伦理非议，代孕有明天吗？

如果说，前沿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为代孕提供了实施的手段，那么不孕不育、同性恋群体和失独家庭则为代孕创造了需求。近年来，全世界的不孕不育患者的数量飞速增加。就我国而言，不孕不育的人数已占适育人数的10%到12%，这意味着，大约有4 000万到5 000万人群面临无法生育的境遇。

同时，根据有关研究人员估算，我国的失独家庭数为200多万户，且每年以将近10万户左右的速度稳步增长。此外，在老龄化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的当下，我国也积极地实施了二孩政策，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刺激了生育的需要，更进一步催化了代孕的需求增加。

野蛮生长的代孕产业

技术和需求为代孕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而相关具体执行规范的匮乏，却变相助力了代孕的发展。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代孕做了主要规定。

其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显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则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中明确指出“禁止实施代孕技术”。

除了卫生部的规章，其他涉及代孕的规定散见于卫生部的规范性文件、司法部的有关文件以及相关的地方性规范文件中。例如，《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管理的指导意见》、《司法部公证司关于不宜办理借腹生育协议公证的复函》和《司法部公证司关于不宜为代母生育子女办理有关亲子关系公证的复函》等。